走过硝烟情更浓

来源:军报记者责任编辑:张春雨
2017-08-13 20:55

走过硝烟情更浓

——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供应室护士、特等功荣立者崔志英

崔志英

崔志英,女,山东莱西县人,1927年11月出生,1947年1月入党,1948年6月入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供应室护士。作为一位从炮火硝烟中走来的的女卫生兵,她经历过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无数次重大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保家卫国作出了应有贡献。全国解放后,她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在护理工作中,只要对病人负责,不管份内份外的事一样管;只要病人需要的事,不管班上班下一样办;只要有益于病人,不管大事小事一样做,从而赢得了病人的信任、尊敬和爱戴。先后荣立特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1977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假如不是她迷上了临床护理这一职业,单凭她那“含金量”极高的档案袋子,现在也该是个领导干部了。可她到1986年离休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护士。

当一些人为跑官要官而劳心费神或感到当护士没出息、没前途的时候,而经历过无数次战斗考验的她——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护士崔志英,却超越自我,抛弃功利,甘愿当一名终身职业护士,她三十多年如一日,在护理工作岗位上奉献出了美好青春年华。先后荣立特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多次被医院评为学习白求恩优秀医务工作者,1977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人们不禁要问:崔志英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能保持如此平衡的心态,她是如何想得呢?对这一点,还是让她自己来回答吧!

对待生死,她如是说——

愿火红的军旗也染上我的鲜血

我出生在山东省莱西县一个贫穷的家庭,从我记事那天起就受尽了人间的苦。1945年莱西解放了,我们穷人翻了身,我积极参加斗地主、分田地、支援前线等工作,后来还当了青妇队长和武工分队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还乡团也乘机疯狂反扑,我父亲和弟弟都被他们活埋了。1948年,我满怀一腔热血参了军,当时我就立下誓言:多杀敌人,报仇雪恨,让火红的军旗也染上我的鲜血。参军后组织上安排我做战地护理工作,开始我还真有点想不通呢!就在这时,淮海战役打响了,我们卫生队奉命开赴徐州接收伤员,到那里一看,有五百多名伤员,只有十几个医务人员,伤员看见我们,高兴极了。他们焦急地说:“前边打得非常激烈,快给我们治好了,早点回到前线去。”看了当时的情景,听了伤员的话,我第一次感到护理工作责任重大,并认识到做好这项工作,不仅关系到伤员的生命健康,也关系到前线战斗的胜利。要想杀敌报仇,解放全中国,就应当安心做好党交给自己的工作。从此,我把伤员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千方百计解除他们的痛苦。记得有一个姓林的伤员,说要大便,我赶忙送过一个便盆,谁知他哭了起来。原来,他两条腿被锯掉了,躺不平,坐不起,没法使用便盆。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便抱起他大便。当时,我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在这么多人面前,抱一个小伙子大便,我却没一点难为情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眼里,他就是我的亲兄弟,他的伤痛连着我的心。

在护理伤病员的过程中,我的人生观不断得到升华。入伍时,我为了不忘家人被杀害的深仇大恨,特意制作了一双白鞋穿在脚上,我想穿上这双鞋,就忘不了亲人是怎么死的,就能多拼死几个敌人报仇。到了徐州后,伤员们看见了都觉得奇怪,他们了解了我的情况后,满怀深情地对我说:“崔志英,别难过,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我们伤好了,回前线一定多杀几个敌人,为你的家人和所有劳苦大众报仇!”有的伤员还诉说了自己的苦,我感动得哭了。是的,在旧社会,穷苦人家谁没有血泪仇啊!他们想的是整个社会的解放,而我想的只是家仇,为了这个,不愿做护理工作,只想面对面同敌人拼杀,真是多么狭窄呀!打这时起,我就把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我更加热爱伤员,为他们服务也就更自觉了。淮海战役后,我负责照料重伤员,这些伤员都失去了下肢。有一段时间,他们挺苦闷的,认为上前线吧,不可能了;到后方去吧,除了给家人增加负担还能干什么?有的悲痛欲绝,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伤员们思想不痛快,我心里更焦急。在领导的指导下,我向他们宣传党对残废军人的关爱,讲述解放区对残废军人的妥善安置,使他们解除了思想顾虑,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我还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们温暖,夏天炎热,我每天给病人擦两次澡让他们凉凉快快的;为了让发高烧的伤员吃上可口的饭菜,我就不厌其烦地往伙房多跑几趟,有时还自己亲手做,使他们同在家里一样感到温馨。我觉得伤员一点一滴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伤员一点一滴的舒服,就是我的快乐。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崇高的人生目标把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

对伤员的爱,在我学习了白求恩精神以后,就更深了。白求恩同志说:“在一切事情中,要把伤病员放在最前头。”相比之下,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决心象白求恩那样去战斗,去工作。在朝鲜战场上,我负责护理一个伤员,一天敌机来轰炸,为了保护战友的安全,我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掩护他,敌机投掷下的燃烧弹,在不远处爆炸了,伤员安然无恙。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每当看到自己护理过的伤员重返前线和工作岗位,听到他们战斗胜利的消息和生产捷报时,我就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因为这其中也有我们护士的一份功劳。

对待名利,她如是说——

我最大追求是当一个合格的职业护士

护理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不为名,不为利,脚踏实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抛弃功利,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先说利吧,1965年,也就是部队进行军衔改革前,我每月基本薪金是70元,加上军龄补助是79元8角。取消军衔时,如果是医生,就能套改20级,每月增加两毛钱。可我是护士,只能套21级,每月减少9元8角。这些钱,对现在人来说不算什么,在当时可是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呀!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老崔,你可吃大亏了!”但我想,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为了我们的翻身解放连生命都献出去了,他是为了钱吗?我是一个三代长工的女儿,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我,别说70元,就是7元、7角、7分,我上哪里拿去!我应该想如何做好党交给的工作,而不应该想自己的亏和盈。我仍然执著地热爱护士工作。

再说名吧,这些年来,我曾多次当选为科室党支部委员,也曾多次代理护士长。每当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总是坚持继续当一个老护士,推荐另一位同志担任护士长。我这样做,不是怕负责任,也不是怕多做工作,而是想让年轻人“挑大梁”,对工作更有好处。新护士长上任后,对我不敢大胆管理,我便主动找他谈心,请他放开手脚去抓。在实际工作中,我也注意维护新护士长的威信,有好的建议,就通过个别交谈提出来;自己有不对的地方,便当众检讨,绝不怕在年轻人面前丢丑。这样做,打消了护士长的顾虑,全科呈现出团结奋进的勃勃生机。

说实在话,我也曾有过思想波动。那是1973年,一些老护士先后改行当了医生。那个年代,护士改医生就是提升。事先,领导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还是那句话,“我最大追求是当一个合格的职业护士。”不料,几天以后,有人提出一个我未曾想到的问题,他说;“老崔呀,你资格那么老,立功那么多,怎么还当护士呢?是不是有什么不好讲的问题呀?”一听这话,我明白了,他是怀疑我在历史上犯过错误。当时我脑子轰了一下,心想:职务高低我不计较,可要是因为没提升而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我心里是很难过的。确实,在护士当中,象我这样当兵几十年四十多岁的人有几个,难怪人家有想法呀!这是我第一次想到“出息”问题,但又一想当年和我一起当干部的那些同志有多少人已经牺牲了?就说跟我父亲、弟弟一起被敌人杀害的那些同志,谁知道他们的名字?同我一起参军的许多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解放后转业回乡当农民,要说名,他们不是比我少吗?可他们还不是在为社会主义大厦增砖添瓦吗?在朝鲜战场上同我一起工作的小李,在给伤员打饭时遇上敌机轰炸,不幸中弹,在生命垂危时,他还在问我“饭没辙了吧”,说完就牺牲了,他连自家的后事都没安排,又何曾想过名呢?战争年代,对于名和利我从来不想,现在条件好了,反而想了,这是为什么呀?这里缺少的,就是白求恩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共产党员要是没有这种精神,怎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呢?通过这次思想交锋,我更加努力工作。一次值夜班,有一位病人不停地要水喝,我细心观察,发现他颜面潮红,舌苔白,呼吸短促,便问他服了什么药,他说是一种黑乎乎的粘药水,我一下想到了颠茄酊。急忙去看他的医嘱,医嘱上确实记有颠茄酊两毫升,加水至10毫升口服。问题会不会出在剂量上呢?前班的护士已经回宿舍了,我不顾天黑路远,找到了他,一问果然搞错了剂量,本应服两毫升,他给病人误服为10毫升。我立即找来医生,给病人洗胃,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1977年,我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些同志又议论说:“老崔都当人大代表啦,医院还不给提提”。听了这话,我不为所动,经常告诫自己,荣誉越高越要自省自励,奋力拼搏,不能向党伸手要名要利。这年12月,我得了结节病,确诊为肺门淋巴肉瘤,我没被病魔所吓倒,决心一定要利用有限的生命,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就是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于是病情刚一稳定,我就要求出院,回到科里顶班工作。

对待苦累,她如是说——

军人的价值就在于奉献

说到护理职业,人们不免要同苦累连在一起。这一点也不假。在卫生系统医、药、护、技四大行业中,护士工作是最枯燥而又最繁忙的,每天面对面同病人打交道,不仅苦累,而且责任重大。每当有的同事嫌苦怕累而不安心护理工作时,我就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耐心地对他们说:“我们是护士,也是军中的一员。军人的价值就在于奉献。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活得有意义,被人们誉为‘ 白衣天使’。”

为了做好护理工作,我自学了“护理技术”等大量专业教科书,苦练基本功,熟练掌握了各种操作技术。工作中,我恪尽职守,不怕苦累,按照护理责任制的要求,努力做到:

只要对病人负责,不管份内份外一样去管。在内科工作时,我们科收治了一个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的战士,连续输液三天,体温还是忽高忽低,我发现他的一些症状,特别是体温变化很象是疟疾,又询问了这个战士,原来他刚从福建某部调来。在北方,疟疾病基本消失,南方地区会不会还有个别病例呢?我把这个想法向经治医生说了,这位医生回答说:“主任看过了,是感冒,你就不要管了”。我仍坚持我的意见,那个医生有点不耐烦了,挖苦我说:“你知道疟疾病人的体温什么样?”我一听有点生气,但为了病人,我还是耐心地说服他,建议开了化验单,果然查出了疟原虫,及时纠正了诊断,使病人得到了正确治疗。

只要病人需要,不管班上班下都一样去办。这些年来,在工作上我从不计较时间,尤其抢救危重病人,有时一连工作几天几夜,自己毫无怨言。我常想,无数先烈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少休息点有什么可讲的?有一个女同志因患心脏病住了院,没住多久就要求出院。我想,她急着出院一定有什么事,通过了解,知道她有一个孩子在托儿所,爱人又长期不在家,心里惦记着孩子。为了能使她安心治病,我就在休息的时候,赶到20里外的托儿所,把孩子接来,大人见了孩子,精神愉快了,住院也就安心了。可这一接一送,我整个休息日就占得差不多了,当时,我已有两个孩子,老二不到一岁,全靠我七十多岁的母亲照料,赶上星期天,家里也确实需要照顾一下,但一想到这个病人的情况,就感到牺牲休息也值得。

只要是有利于集体的事,不管大事小事都一样去做。我到了供应室后,看见用完的绷带和棉球被扔掉,便捡回来,把断了的绷带接好,把用过的棉球洗净,消毒后再用。在国家困难时期,这可是勤俭节约的大问题呀!一位同志却劝我说:“算了吧,一个棉球,一条绷带是小事,何必费功夫,再说临床医生也不愿用。”我就给他讲在战争年代是如何节约使用绷带的,同时又谈了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辨证关系,使这位同志提高了认识。供应室的同志也全都发动起来,到科里宣传节约纱布、棉球的意义,使废物回收工作很有成效,节约了大量棉花和纱布。我刚到供应室时,洗注射器是用手工操作,速度慢,质量差,工作人员也很辛苦,后来我听说有个医院已经改成机械化操作,于是我就利用休假期间到这个医院参观学习,并到工厂制作了一套机械化设备,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效率,保证了质量,深受大家欢迎。

我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认为“太那个”。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都是这么想、这么做的。现在,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们做好护理工作,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不正是当前所需要的那么一种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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