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发展

来源:军队党的生活作者:高文俭 申红心责任编辑:姜可
2018-10-11 09:13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对应,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指导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不断创新发展,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理论的新篇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新境界,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建设取得了不朽成就。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鲜明品格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来源于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的战争和建设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军队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先后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国家发展相呼应,与时代变换相律动,敢于自我突破、自我革新,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在洞察时代潮流中与时俱进。改革开放40年来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际国内形势变动剧烈频繁。我们既面临国家发展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挑战,国际力量对比频繁变动,国家间矛盾不断演变,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各类纠纷此起彼伏。面对这一复杂形势,我们党既保持了足够的战略定力,又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调整对战争与和平、世界军事发展等问题的科学判断。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苏争霸如火如荼,国际冲突一触即发。邓小平科学判断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美苏全球部署动态,审慎调整对战争问题的认识,改变以往认为“和平难以持久、战争可能爆发”的观点,提出随着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后来和平与发展被称为世界两大主题。与之相适应,我们党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战略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江泽民立足国际战略新格局,进一步深化了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认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小,较长时期内维护世界和平是可能的,新的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但诱发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国内局部社会动乱的因素仍然存在,提出高科技局部战争成为当代战争的主导形态。进入21世纪后,世界与中国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大国博弈更加复杂,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局部战争和冲突时有发生,军事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胡锦涛以政治家的胆略与气魄,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变化,深刻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进入了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新起点,中国的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也更大程度地影响世界。习主席高瞻远瞩,以广阔的政治视角深刻剖析国际国内发展局势,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在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中国作为维护和平的有效力量日益凸现,正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基于国际力量比对变化和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及此起彼伏的地区热点问题,习主席提出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思想,明确了我军新时代发展建设的宏大背景和历史定位。

  在紧盯世界新军事革命趋势中与时俱进。军事技术的进步往往影响战争形态和军队发展方向。海湾战争后,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技术发展,世界新军事革命不断推进,改变了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深刻影响着各国军队建设。我们党高度重视军事技术革新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军事革命开启后,时刻紧扣新军事革命脉搏,深研现代战争制胜机理,不断为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探索方向。邓小平依据国际政治变化和军事技术发展,提出核战争打不起来,未来战争是核背景下的常规战争,指出要做好打常规战争的准备,始终坚持人民战争,打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抓好现代条件下的诸兵种协同作战,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以更新视野透视军队发展,指出随着世界范围内军事变革的推进,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高科技局部战争成为当代战争的主导形态,并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五句话总要求,为军队发展建设提供了具体指导。胡锦涛指出,信息化条件下战争日益呈现出全要素全系统整体对抗特征,提出要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推进我军信息化建设,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融合发展,构建起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总结我们党建军治军的成功经验,着眼解决军队建设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明确了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三步走”战略部署,为在新的历史起点推动军队全面建设提供了根本引领。

  在聚焦国家安全需求变化中与时俱进。我们党高度重视统筹协调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国家建设大局中考量,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现实安全需求,结合军队自身发展情况,合理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目标与重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国家面貌、社会面貌、人民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紧跟国家发展进程,在确保性质宗旨和整体稳定的基础上,调整发展重点,转变发展方式,向着现代化军队稳步迈进。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家经济实力还不雄厚,邓小平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消肿”、整顿和备战,利用有限的经费推进现代化建设。90年代,国家经济发展有了一定成果,江泽民在坚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统一的,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并强调军队要“吃皇粮”,改革整顿军队生产经营,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实行科技强军战略,推动军队现代化跨越式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经济实力显著提升,胡锦涛提出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努力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加快武器装备建设,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丰硕,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家利益不断拓展。习主席深刻把握国家安全需求变化,着眼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纳入国家现代化整体进程,全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军队体系重塑、结构重组、任务重构,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定步伐。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的重大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坚持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基本原则,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地位,根据国际局势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聚焦国家安全需求,不断回答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围绕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军事战略方针、国家安全观、军队使命任务、治军方式等重要问题,不断创新和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引领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前进。

  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我军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既是我军成立之初我们党奠定的建军基石,也是我军能够永葆生机活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国内外军内外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党始终政治清醒、立场坚定,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保证人民军队不褪色、不失魂。邓小平强调,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军队要始终不渝的坚持自己的性质。江泽民指出,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胡锦涛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我军性质和方向,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始终不渝地贯彻。习主席深刻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听从党的绝对指挥,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在这个根本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要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决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迟疑。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紧要的是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一刻也未停止,“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论调此起彼伏。我们党始终抓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有效应对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冲击。从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时恢复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到江泽民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到胡锦涛反复强调“三个确保”的时代要求,再到习主席“建军之本、强军之魂”的精准定位,我们党根据内外环境变化不断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不断完善相关路径和方法,建立起了以军委主席负责制为统领,严密、科学、完整的组织领导体制,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贯彻落实到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贯彻落实到军队各项工作的全过程。

  军事战略方针不断充实丰富。军事战略方针是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是统揽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纲。一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既要立足于国防和军队发展现实,又要根据战争形态改变、国家安全需求变化适时调整完善,才能增强军事斗争准备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得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成为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的总基调。改革开放前,我国还长期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继承和发扬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根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完善,推动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向前发展。1980年10月,中央军委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八字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四字战略方针。邓小平强调,要立足现有装备,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争取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江泽民指出,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逐步做好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准备。胡锦涛深刻指出,军事斗争准备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着眼维护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坚持积极防御的党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习主席着眼国家利益全局筹划和指导军事行动,根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形势任务要求,提出坚持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形成了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我军一以贯之的基本军事战略方针,并在军事斗争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得到具体展现和发展,也体现了我们党不断拓宽的战略视野和不断提升的战略水平。在这一发展历程中,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由单纯军事战略进而融入国家大战略,使军事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保底手段。

  总体国家安全观得到确立。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及相关问题的总的观点和看法,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依据。我们党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完善党的国家安全观。邓小平提出,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要放在第一位,主要聚焦于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江泽民在高度关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同时,对新兴安全领域倾注了大量精力,对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网络安全给予足够重视,提出了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胡锦涛深刻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将国家安全视为有机整体,统筹思考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国民安全,提出了综合安全观,并将我国安全与推动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紧密联系,注入和谐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了由大向强的新征程。习主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关切,用整体、全面、联系、系统的观点思考和把握国家安全,提出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了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从将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到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再到总体安全观,我们党的国家安全观不断完善,安全视野不断放宽,安全内涵逐渐丰富,安全要求逐步提高,最终形成了内容完整、体系健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随着国家安全观的不断完善,军队的使命任务也同步调整完善,职能定位不断清晰,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更宽视野、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得到快速发展。

  军队使命任务不断调整完善。军队使命任务是军队在一定时期内承担的基本任务和重大职责,是军队职能的具体体现,制约着国防和军队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军队使命任务会随着党和国家总体任务和面临形势的变化而演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军队使命任务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邓小平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军队要扎实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江泽民指出,军队既要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又要准备应付国内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的安定。胡锦涛指出,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要肩负起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习主席深刻指出,我军要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拓展我国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改革开放40年,我军使命任务围绕保障安全的中心职能不断丰富,从确保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到“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再到“四个战略支撑”,使命任务涵盖范围不断扩大,包含内容不断增多,与不断提升的国家地位和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相适应。在这一过程中,军队使命任务还实现了由被动保障到主动维护的转变,彰显了不断提升的国家和民族自信。

  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化。改革是我军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从“三湾改编”到百万裁军再到此次国防和军队改革,在党的领导下,我军不断适应新形势和任务变化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组织军队整顿和改革,围绕给部队“消肿”,裁军100万,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完善各类规章制度,规范军队各项工作,提出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江泽民继承和发扬了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思想,围绕“压缩规模、优化结构、理顺关系”的基本原则,裁减军队员额50万,大力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使我军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目标大步迈进。胡锦涛把深化改革作为国防和军队发展的强大动力,立足军队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需要,进一步压缩军队员额,裁减军队员额20万人,优化军队力量结构和部队编成,加强军事人力资源政治制度调整,深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改革,健全完善军民融合体制机制。习主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构建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指挥作战体制,完成了力量结构和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正向着第三大战役——政策制度改革展开冲锋。改革开放以来,改革成为国防和军队发展的核心词汇之一,围绕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调整军队规模结构和体制编制,优化力量构成和指挥管理体制,锐意改革、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不断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向前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国家改革的内在逻辑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国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军队改革,既与国家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相一致,也反映了国防和军队改革自身逻辑,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部分到整体。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闯“难关”、涉“险滩”、啃“硬骨头”,必须下大决心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治军方式不断转变。治军方式是军队管理运行的基本样式,决定了军队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效益。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建设实践,我军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军方式。但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冲击和影响,我军治军方式也面临着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主席积极总结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发展的规律和治军特点,不断创新治军理念和方法,推动我军治军方式不断转变。邓小平针对军队形成的“肿、散、骄、奢、惰”,提出军队要整顿,要严格整顿纪律,恢复军队优良传统,完善各类规章制度,使军队工作有章可循。同时,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通过提升官兵素质改变军队面貌。江泽民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法制轨道,提出必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胡锦涛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作为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要求紧抓不放,创新方式方法,推进军队科学管理,探索具有我军特色的科学管理模式。习主席强调,军队越是现代化,越是信息化,越是要法治化。要大力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推动治军方式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在全军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从严格纪律到推进法治再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治军方式由粗放式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转变。这一过程反映了我们党对治军规律和治军实践的认识不断深入,既与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进程相契合,也与军队改革发展逻辑相吻合,是我们党建军治军实践不断深化的必然产物。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的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在与改革强军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始终彰显真理光芒,始终体现创新特质,不断拓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新境界。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发展历程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科学方法不断凝聚实践经验、吸收先进军事理论和其他领域理论创新成果、总结经验教训、结晶领袖智慧的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生命力的具体体现,为今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借鉴。

  深入解放思想,铸牢创新发展之魂。理论的创新发展是理论自身的自我完善,不深度解放思想就不能冲破旧理论的桎梏,也不能吸收实践带来的新要素。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的历程就是我们党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每一次重大理论突破都必然包含一次头脑革命和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理论创新发展之魂,推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必须坚持深入解放思想。当今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随着国家利益拓展,军事需求日增,我们面临的军事压力日渐增大,对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需求更大,需要我们以更大的理论勇气和魄力,深入解放思想,拓展视野,充分吸收我军实践成果和其他军事强国的经验,不断推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再上新台阶,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更大飞跃。

  厚植实践沃土,深扎创新发展之根。理论是对实践的高度凝炼和概括。理论之于实践,正如木之于土,只有深植实践之中,才能获得充足的生命力。40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之所以充满活力,就在于须臾未离开军队发展建设实践,每一个创新成果都对应着丰富的建军治军实践。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向纵深推进,开辟了崭新的实践田野,既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实践依据,也激发出了浓郁的理论创新发展需求。我们要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深度融入国防和军队改革发展实践,汲取充足的创新养分,支撑起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的巨木,以理论飞跃带动实践跃进。

  回应时代之问,把握创新发展之要。理论的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对时代疑难的有效解答。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亦是如此,每一个创新成果都对应一个时代问题,这是国防和军队发展历史逻辑的必然。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固魂之问、胜战之问、发展之问等新问题新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是时代对国防和军队发展的历史拷问。我们要深刻把握这些新问题新矛盾,认清问题实质,找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有效回应时代之问,推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指引国防和军队建设永立时代前沿。

  展望未来趋势,顺应创新发展之潮。军事指导理论必须具备足够的理论预见性,才能引领国防和军队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党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充分把握40年来世界政治发展大势和新军事革命趋势,结合我军建设发展实际,创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确保我军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习主席明确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巨大转变。实现这一远大目标,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需要我们具备更大的战略定力和更宏阔的战略视野,准确判断并适应世情党情国情军情发展潮流,制定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引领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崭新境界。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军队党的生活》•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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