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寇”于民与“建武盛世”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王聚良责任编辑:林子涵
2018-02-24 16:01

近读范晔《后汉书》,流连于东汉光武帝麾下“云台二十八功臣”的诸多事迹。尤其是读及名列“云台功臣”第五位的寇恂故事时,更为其文才武略和被“借寇”于民而击节赞叹。

范晔在《后汉书》中将寇恂与名列东汉开国第一功臣的邓禹同列一传,评价他道:“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就是说,他不但懂得儒家经典理论,而且按照儒家的要求修身养德。另外,他对人还很大方,经常把自己的“俸禄”资助给朋友和部属,所以,当时的人们普遍赞扬他有长者之风,并有宰相的才能和器量。

在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寇恂不但有建策拥立之功,而且在军事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刘秀征服陇右军阀隗嚣手下大将高峻时,当邓禹等大将围攻一年不能下、刘秀亲自出马也不能成功时,刘秀派寇恂出马——结果,寇恂一到,杀掉了前来谈判的高峻军师皇甫文,第二天高峻就主动投降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杀使降城”故事——寇恂知道皇甫文是高峻军事上的主要“心理依靠”,杀了皇甫文,有勇无谋的高峻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

后来,当刘秀以河北为基础展开统一全国的征伐之战时,任命寇恂担任至关重要的河内太守一职(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在这个岗位上,寇恂不但率领军队击败了更始政权前来抢占“地盘”的优势兵力围攻,而且组织人力挽车,亲自督促粮运,使运往前线的粮车“前后络绎不绝”,有力支援了前线汉军作战。不但如此,寇恂还用河内的税赋接济当时朝廷文武百官的禄米。对于寇恂这段在东汉开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连后来的梁武帝萧衍也称赞道:“昔萧何镇关中,汉祖得成山东之业;寇恂守河内,光武建河北之基”——把他的功绩和西汉开国三杰之一的萧何相比。

而关于寇恂最著名的历史典故,就是“借寇”于民轶事。

公元27年(建武三年),刘秀拜寇恂为汝南太守。寇恂当太守期间,不但取信于民,执行轻徭薄赋政策,而且重视教育,广修乡校以提高当地群众的文化水平。为了提高官员们的文化素质,他还聘请了当地能讲授《左氏春秋》的人给官员们“集体上课”,自己也亲自聆听名师的讲学。后来,寇恂回到朝廷担任“执金吾”(主管首都军政军务的重要官员)一职,成为中枢大臣。32年(建武八年),寇恂以“前锋”身份率军引导光武帝刘秀南下平定叛乱,路过颍川(与汝南相邻)附近时,当地叛乱的“盗贼”们(实际上是农民起义)听说寇恂“回来”了,全部主动归降。这次在当时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消除了。

但是,当光武帝率领的大军和寇恂会合,行军经过长社县(今河南长葛)时,却遇到了一件让光武帝左右为难的事:当地百姓纷纷“遮道”请求“复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即老百姓们拦住皇帝的车辇,请求皇帝“再借”寇恂留任一年,而光武帝最终也顺应民意,让寇恂在当地当了一年“县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借寇”事件。此后,史家就常用“借寇”一词来表示群众挽留地方官,含有对官员政绩的最高称美之意。这一点,又绝非历史上有过“贪腐”污点的萧何所可比。也许,这就是明朝大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寇恂“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者”的主要原因。

光武帝刘秀所开创的“建武盛世”,以及在他之后的“明章之治”,是中国封建历史中政治比较清明、老百姓“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历史时期,而寇恂就是那个历史时期为官施政的杰出代表。我们今天不知道他当时的具体施政方针和理念方法,但能够让老百姓如此“称美”并“借寇”的官员,一定是一个爱民如子、敬业爱岗的典范。“建武盛世”离不开寇恂们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开卷有益,各级领导干部要多从“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中汲取营养,把读史作为一种追求和爱好,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提高官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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