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老兵

来源:中国军网作者:杨勤良责任编辑:林子涵
2017-11-14 17:02

1976年12月,我参军入伍,不久后与余泽利和苏增福两位老兵成为了挚友,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印迹从此刻进了我的脑海。

到新兵连的第3天,我就被选拔到连部当了通信员。我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全连上下都满意我的表现。连部有位叫余泽利的卫生员,是福建省古田人。他个子不高,对人热情。我的手背那会儿正长着一大块癣,他就用土方法给我治好了。春节放假,他领着我去泉州城里游玩,中午还带我下馆子,没让我花一分钱,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他却风趣地说:“你每月那6块钱留着自己用吧。”

我喜欢写诗歌和小说,写好了就给他看,每次他都说写得很好。下连后,当了一段时间警卫员,上级决定让我去司训队学习汽车驾驶。在司训队我意外地见到了余泽利,他是来干老本行的,我可高兴了,还像在新兵连那样,时不时地让他看我写的文学作品。

那个年代,基层部队有的人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人,认为这是不安心部队服役的表现,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在作怪。我的教练班长就看不惯我,我也没管那么多,照旧是写好了就给报社投稿,退回来了再投,就这样循环往复着。

在司训队,我认识了小车司机苏增福,我们是江西老乡,我亲切地称呼他老苏。老苏这人,话不多,体态较瘦,个子一米七左右,很注意仪表,这与给首长开车有关。老苏与余泽利同年入伍,都是团部机关的兵,两人很熟悉。有一次,余泽利把我的作品还我时,被老苏看见了。他主动对我说:“我的一位老乡叫朱向前,是大诗人,从咱们团部借调到炮兵司令部搞创作。我们常见面,我让他帮你修改。”老苏牵线搭桥,我得到了朱向前的帮助,我的创作热情更加浓厚了。

就在我们快要结束道路驾驶训练的时候,厄运降临在我的头上。一天午后,在返回县城行至郊区的一个下坡弯道上,我驾驶的车辆与一辆手扶拖拉机发生擦碰。拖拉机轻微受损,坐在拖拉机上的一位农民受了皮肉伤,在野战医院住了几天院。事故发生后,我压力巨大,战友们看我的眼神都异样,时不时还小声在议论我。

晚饭后,借助路灯在一块空地上召开了我的专场批斗会。我面朝全队官兵,低头站在那儿接受批判,感到非常孤立无援。首先,我作深刻检讨,从灵魂深处找原因;接着,每个班都派出一个代表对我进行批判。这一轮下来,我体无完肤,一无是处。批斗会达到高潮的时候响起了口号声: “要老老实实低头认错,不许耍滑头”“彻底改掉资产阶级习气”……最后,来司训队蹲点的团后勤处副处长,作了总结性训话。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了我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希望大家帮助我改造好。我咬紧牙关,不流泪。

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悄悄来到附近的河边,爬到河中间的大石头上,坐着听流水声。不知过了多久,与我同一个新兵连的战友史方义,也爬到了大石头上来,他要我想开点,千万别寻短见。

第二天一大早,余泽利找到我,劝我不可胡思乱想。显然是史方义担心我,去搬救兵了。我没想过死,我只想如何平稳度过这次难关。

接下来,我就被停止了驾驶训练,每天跟着车子出去,干些装货卸货的体力活,不能上驾驶室操作汽车了。

转眼间开始场地课目的训练了,我仍被排除在外,想到这样就很难跟得上正常教学进度了。我决定给团参谋长打电话,他是我在新兵连就认识的首长,我要抗争。一天,我趁周文书不在,进入队部,要通了参谋长的电话,一边说一边哭,首长要我别难过,他会过问此事。周文书回来发现我在打电话,上前质问,并批评我未经批准使用电话是错误的。我知道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不出所料,晚饭后,通信员把我叫到队部。副处长对我的越级行为给予了严肃批评,指导员和队长接着训我。我不吭声,站着认真听,足足有一个多小时。

一直坐在床边的余泽利实在看不下去了,他站了起来开口道:“他还是一个不满17岁的孩子,算了吧,有这么严重吗?”顿时,屋子里鸦雀无声,过了一分钟他对我说:“回去吧,不要多想。”这一夜,我没有岗,睡得很香,一觉睡到早晨起床号响起。

早饭过后,班长一脸严肃,很不耐烦地说,收拾一下,跟我们一块去训练。我二话没说,扎好武装带就奔向停车场。一切都不用说了,参谋长替我说话了。

驾驶考试,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余泽利向我伸出大拇指,老苏更是高兴。

1977年12月18日毕业那天,老苏开车送团长和政委来参加典礼仪式,我告诉他,自己的毕业鉴定估计不理想。余泽利只说了一句话:路在自己脚下。6个月的司训队生活,我收获得太多,也太沉重,好像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现在回头来看,自己经历的这一切无论多苦,都是钱买不到的。

春节过后,余泽利就退伍回乡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1978年夏天,我和老苏都到福州市出差,老苏带着我去城南拜会了仰慕已久的朱向前,那天夜里他给我改小说改到半夜。我与老苏在一个班朝夕相处了一年多点,得到了他的精心呵护。1979年1月他回老家探亲,待紧急归队时,我已经上前线了,至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两位老兵,是在我跌倒的时候,扶我一把的人。今年初,我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电话,心情是多么激动呀,我准备了足够的眼泪。可是,当我与他们通话的时候,我失望了。他俩的回答好像事先约定好的,都记得我这个人,文学青年、瘦子高个、江西修水人,至于帮助过我的事,已经忘了。我想了很久,才明白过来,这就是军人的本色:只有付出,不求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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