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光照古今的名人遗嘱

来源:人民网作者:刘少华责任编辑:薛祺
2017-04-18 17:25

方志敏(资料图片)

时值清明,在草木孕育的季节,最宜怀念故去的人。

有些被怀念者并非你我亲朋,而是功成名就之人,在举国之内享有盛誉。他们生前的功过会被人反复诉说,死后的名声也自有人心衡量。但在走到人生尽头之际,他们留下的言语,却有着千钧的重量。

无论何时捧读这些遗嘱,都能感受到一股特别的力量。

简单离开,低调告别世界

告别世界的方式,通常体现着一个人的品性。

1995年,文学家夏衍弥留之际,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人员对他说:“我去叫大夫。”听闻此语,夏衍突然睁开眼睛,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随后昏迷过去,再未醒来。

更多的时候,许多名人在离别之际,主动要求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告别。

1935年,被俘后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留下一份长长的《多余的话》,详细剖析自己的思想历程,和对这美丽世界的感情。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文章最后,他竟云淡风轻地来了一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不久之后,临刑之际,他又留下简单的四个字,“此地甚好”。

1958年,柳亚子先生留下的遗嘱中这么写道:“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 ‘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最后一句,足见决心。

“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1984年去世的哲学家金岳霖,在留给“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的遗书中,轻描淡写地说“我可能很快结束”;又接着写道:“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

至于一向以生活朴素著称的钱钟书先生,则在去世前明确立下遗嘱:“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形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并非偶然的是,2016年去世的杨绛先生,也在生前亲笔写道:“我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2003年去世的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则为自己的身后事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表达。他说,“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按照党的要求,用相声,用笑声,为人民服务。”并反复强调,“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在自己的丧事上,马三立先生的诉求则极为简单:“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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